兒童文學:盡可能地接近兒童本然的生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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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09-27 09:20:05

來源:文匯報

如果說,兒童性的部分更多地是從文學審美的功能上來呈現兒童文學,那么,非兒童性的部分,則要從知識傳播、成長教育等功能上來發揮兒童文學的特點。兒童性與非兒童性的完美結合,才是優秀的兒童文學的最高境界。

兒童是人的生命歷程的一個特殊階段,每個人都有過自己的兒童時代。按理說,只要有兒童就會有兒童文學,但是兒童文學的特殊性,就在于兒童與兒童文學的寫作是分離的。

譬如說,女性文學,多半是由女性作者自己來寫女性;女性的生命內在痛苦、女性人生中很多問題,她自己可以直接感受,把它寫出來。這是女性文學的特點。同樣,青春文學,作者多半也是在讀的中學生和大學生,或者是青年作家,他們對青年的生命騷動、身體欲望、朦朧理想都能夠感同身受。

兒童文學卻不行,兒童文學是由成年人來寫的,年齡上隔了一代,甚至隔了兩代,老爺爺也經常寫兒童文學。年齡跨界來表達兒童生命感受,準確不準確?這個難度就比較大。成年作家為兒童寫作,腦子里經常想的是:我要給兒童提供什么?而不是兒童本來就具備了什么。所以,兒童文學創作只能接近兒童本然的狀態,但很難與兒童的精神世界完全疊合,渾然一體。兒童文學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它一定會含有非兒童的功能。比如教育功能,教育的內容可能不是兒童自己需要的,而是長輩覺得應該讓兒童知道的;再有社會認知功能,我們在兒童文學里講“益蟲和害蟲”:“瓢蟲是害蟲”,“蜜蜂是益蟲”,其實這些都是成年人的標準。兒童可能有另外一個標準,哪個孩子不小心被蜜蜂刺了一下,他可能就會認為蜜蜂才是害蟲。在這一點上,作為一個兒童文學創作者,或者兒童文學研究者,都要有這個自覺。對于兒童文學中含有的非兒童功能,要有一個“度”,這個“度”到底該怎么表達?太多了不好,太多就超過了兒童承受的能力,使兒童文學發生異化。但完全沒有非兒童功能也做不到,也是烏托邦。這是兒童文學自身的特點所致。

成年人創作兒童文學,如何能夠達到寫作文本的兒童性?——盡可能地接近兒童本然的生命狀態。當然觀察生活、接近兒童都是重要途徑。我今天想談的是另一個方面,也就是從作者自身的生命感受出發,通過童年記憶來再現兒童性的問題。

我說的“童年”,不是寬泛意義上的童年,而是指特定的年齡階段,大約是從人的出生,到小學一兩年級,七八歲左右,剛剛開始識字不久。這是人的生命的初期階段。我們一般所說的童年記憶,大約就是指這個階段的記憶。它是對生命意識的一些模糊感受。

在我看來,人的本質就是人的生命形態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帶普遍性的特點,兒童處在生命的初級階段,還帶有不完整的生命形態。但是不完整不等于不存在,孩子的生命形態里還是孕育了成年人的生命特點。譬如我們一般理解生命兩大特征:一要生存,二要繁衍。兒童生命階段只有生存的需要(吃喝),沒有繁衍的自覺,但是在孩子的自然游戲中,往往有模擬繁衍的行為。譬如喜愛寵物、寵愛娃娃,喜歡過家家等等。在這里,寵物、玩具、游戲……都是兒童對生命繁衍本質的象征性模擬。再往下就涉及兒童文學的范圍了,如童話故事里的王子、公主的題材。

優秀的兒童文學,將幫助兒童從“小野蠻”逐步向“小文明”發展

那么,兒童文學與兒童的生命特征構成什么樣的關系呢?一般來說,兒童的生命階段具有這樣幾個特征:1.從無獨立生存能力到能夠獨立生存的身體發育過程;2.從母親子宮到家庭社會的環境視域界定;3.從生命原始狀態到開始接受文明規范的教育自覺。這三大特征其實也是制約兒童文學的母題所在。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一般不會有意把自己禁錮在成年人立場上創作兒童文學,他一定會努力接近兒童的本質,模仿兒童的思維,努力讓自己的作品得到兒童的喜愛。我這里用的“模仿”和“接近”都是外部的行為,其實創作是一種內心行為,那就是通過童年記憶來挖掘和激發自身具有的兒童生命因素,也許這種因素早已被成年人的種種生命征象所遮蔽,但是仍然具有活力。通過記憶把自身的童年生命因素激發出來并且復活,通過創作活動把它轉化為文學形象,那是兒童文學中最上乘的意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兒童文 學的創作離不開上述的兒童生命階段的三大特征。

簡而言之:第一個生命特征表明:人類是所有哺乳動物中最脆弱最需要幫助的種類,哺乳動物一般脫離母體就本能地從母體尋找乳汁,具有獨立行動能力,而人卻不會,初生嬰兒無法獨立行動,需要被人呵護,需要得到他人幫助,從無獨立生存能力到能夠獨立生存,譬如餓了會自己取食物吃,冷了會自己選擇衣服穿,這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所以人類特別需要群體的關愛和幫助,需要母愛、家庭成員的愛、以及社會成員的愛。這就構成兒童文學的一大母題——愛和互相幫助,引申意義為團結。

第二個生命特征表明:人類的環境視域是逐步擴大的。人從母親子宮里脫離出來,最初的文學意象就是床和房子。孩子躺在小床上,用枕頭圍在身體四周,就有了安全感。低幼故事的場景一般離不開房子,房子堅固,就給了生命以安全保障。我在童年時候讀過一個低幼故事,故事很簡單,寫一個老婆婆坐在小屋里縫補衣服,窗外下著大雨,刮著大風,一會兒一只鴿子飛進來避風,一會兒一只貓進來躲雨,這樣一次一次,雞啊豬啊牛啊都進來了,每一樣動物的敲門聲都是不同的,老婆婆都收留了它們。故事結尾時,那許多動物都圍著老婆婆,聽她講故事。60多年過去了,我現在還記得這個故事,為什么?因為這個故事很典型地表達出孩子的內心空間感,每個孩子讀了這個故事都會感到溫馨,這是他所需要的。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加上各種非兒童本然的主題,譬如教育孩子要勤勞,把小屋造得很堅固,不讓外面的威脅侵犯小屋。(見低幼故事《三只小豬》)等等。但是人的生命慢慢會成長,逐漸向外拓展開去。于是兒童文學就出現了離家外出旅行的主題,或者身體突然掉進另外一個空間,由此開始了歷險記。這也是兒童文學的重要母題。西方有名的兒童文學像《小紅帽》《木偶奇遇記》……都是這個主題延伸出來的。(下轉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第三個生命特征表明:孩子的生命是赤裸裸誕生的,是一種無拘無束的原始形態,也可以說這是一種野蠻形態。五四時期學術界經常把兒童的這個生命特點說成是“野蠻人”的特點,但這里說的“野蠻”不帶有貶義的,它揭示出生命形態中有很多非文明規范的因素,它是自然產生的,是孩子生命形態的本然。這個特征與文學的關系比較復雜,既強調了教育在兒童文學中的地位——人自身從“小野蠻”逐步向著“小文明”的形態發展;但同時,也肯定了某種兒童生命的野蠻特點。我可以舉一個不太雅觀的例子:兒童拉便便,在成年人看來是臟的,但是兒童并不這么認為,小孩子坐在尿盆上拉便便會很長時間,他會有一種身體快感。有時候這類細節也會出現在文學作品里。電影《地雷戰》是一部主旋律電影,表現游擊隊用地雷為武器消滅侵略者。有一個細節,日本工兵起地雷的時候,起到了一個假地雷,里面放的竟然是大便,日本工兵氣得嗷嗷直叫;電影鏡頭馬上切換到兩個孩子在哈哈大笑,一個悄悄告訴另一個:是臭粑粑!如果鏡頭里表現的是成年人這么做,就會讓人感到惡心,然而孩子的惡作劇反而讓人解頤一笑。為什么?因為在這個細節里突然爆發一種兒童生命的蠻性特征,用在戰爭環境下特別恰當。再說《半夜雞叫》,假如——僅僅是假如——現在的孩子完全沒有受過“地主剝削長工”這樣的階級教育,他看到一群壯漢故意設計好圈套,在半夜里集體毆打一個骨瘦如柴學雞叫(也許在孩子眼中這種行為很好玩)的老漢,會有什么想法?但就這個劇情來說,小觀眾還是會自我釋放地哈哈一笑。為什么?因為打架是孩子生命的野蠻性因素,在人的童年時代,打架會產生一種游戲似的快感。有很多孩子的游戲——斗蟋蟀、斗雞(人體的獨腳相撞)等等,都是這種“打架”快感的延伸。如果再被賦予某種正義性,快感就會更大地釋放出來。這就需要教育。不經過教育,人是不會自我文明起來的。但這個教育,如何使“小野蠻”的本性不斷在受教育過程中淡化稀釋,不斷朝著“小文明”過渡。這是我們今天的兒童文學需要關注的問題。

上述兒童生命階段的三大特征,每一個特征都構成兒童文學創作的重要內容,都值得我們深入地去研究。但我更強調第一個生命特征:兒童的生命是需要被幫助被呵護的,兒童的生命是不可能獨立成長的,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必須在群體互助的狀態下才能完成。

最近有部黎巴嫩電影《何以為家》正在影院上映,非常之好。這是一部表現中東難民的現實主義的藝術電影,如果從生命的意義去品味,它描寫了兩個孩子在艱難環境中的掙扎,一個12歲的孩子努力保護著一個兩歲的孩子,喂他吃,為他御寒,強烈體現出兒童的生命意識:沒有互相幫助就沒有人的生命。《何以為家》不是兒童文學,但涉及到兒童的許多問題。

美國經典兒童文學《夏洛的網》故事也很簡單,但是風靡了全世界,它講述的是一只老蜘蛛夏洛用智慧挽救它的朋友豬的生命的故事。圣誕節主人要殺豬做菜,可憐的豬無法逃避這一厄運,但最后被一只老蜘蛛所拯救,創造了奇跡。我想多數兒童讀者在閱讀這篇童話故事時,都會在潛意識里把自己幼小無助的生命感受融匯到對小豬命運的理解上,這才是這篇兒童文學作品獲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我常常在想:兒童文學里不缺少愛的主題,但在此基礎上寫好生命與生命之間的互相幫助、團結,這才是兒童文學最貼近生命本然的基本主題。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西游記》雖然不算兒童文學,但它是中國的兒童接觸最多的古代文學作品。唐僧師徒四人一路互相扶持、互相幫助去西天取經,是最感人的生命互助的經典故事。我們向兒童講述《西游記》的故事,多半著眼于孫悟空的神通廣大,降妖滅魔,但這只是符合了孩子喜歡頑皮打斗的小野蠻的本性,卻忽略了《西游記》里最偉大的故事是取經途上的互相幫助的故事。小讀者看到唐僧被妖怪捉去的時候,就會急切希望孫悟空的出現,這就是生命互助的本能在起作用。我們可以想象,唐僧就像剛出生的嬰孩,單純得像一張白紙,手無縛雞之力,在妖怪面前毫無自我保護能力,然而他之所以能夠完成取經大業,靠的就是三個徒弟的幫助。那三個徒弟也都不是完美無缺、戰無不勝的,他們之間就是靠互助的力量,才完成了生命成長的故事。所以,生命的團結互助本能,才是愛本能的前提。

發揚兒童生命中的愛的因素,書寫善惡與分享的主題

還有兩個主題與愛的主題是相輔相成的,也不能忽略。一個是善惡的主題,這涉及到兒童文學中的正義因素。愛的主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往往被理解為人與神之間的關系,愛是無條件的,愛的對立物、破壞愛的力量,往往出現在上帝的對立面,所以,魔鬼或者女巫代表了惡的力量;而在中國現代文化的語境下,愛被理解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總是有善惡之分別的。一般來說幼兒童話里是不存在善惡概念的,像“貓和老鼠”“米老鼠與唐老鴨”,基本上不存在孰善孰惡的問題;兒童稍微成長以后,文學里才會出現“女巫”“妖怪”“大灰狼”之類“惡”的形象。像《獅子王》這樣模擬成人世界的政治斗爭的故事,大奸大惡,要到年齡段更高階段才能被領悟。“懲罰邪惡”的主題之所以構成兒童文學的正義因素,是對兒童文學里愛的主題的補充,如果沒有正義因素的介入,愛的主題會顯得空泛。但是我們特別要警惕的是,在兒童文學中,“懲罰邪惡”的主題只能表現到適可而止,不要在弘揚正義的同時,宣揚人性邪惡的因素。其實人性邪惡也是小野蠻之一種。在以前兒童自發的頑皮中,就會出現肢解昆蟲、水澆螞蟻、虐待動物等野蠻行為,這是不可取的。相應地出現在兒童文學里,就會有表現人性殘忍的細節。我總是舉《一千零一夜》里的著名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為例,故事設計了聰敏機智的女仆馬爾基娜用熱油灌進油甕,把30幾個躲在油甕里的強盜都燙死了。這個故事很殘酷,充滿了謀財害命的元素,作為一個中世紀阿拉伯的民間故事,這也很正常,但移植到兒童文學領域就很不合適,就算謀殺強盜屬于“懲罰邪惡”的主題,也不能用邪惡的手段來制止邪惡本身。我在網上看到這個故事被列入兒童文學的“睡前故事”,真不知道如果是一個敏感的孩子聽了這樣的故事,是否還睡得著覺?是否會做噩夢?至少我到現在回想起童年時期聽這個故事的感受,還會渾身起雞皮疙瘩。

另外一個主題,我覺得兒童文學的研究者不太關注,其實很重要,就是分享的主題。人的生命在發展過程中需要互助,也需要被分享,這也是人類生命倫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生命形態在西方的兒童文學中渲染得比較多,比如王爾德童話《快樂王子》,那個王子的銅像愿意把自己身上所有金光閃閃的東西都奉獻給窮人;《夜鶯與玫瑰》,那個夜鶯用玫瑰枝干刺著自己的心臟,一邊唱歌一邊把鮮血通過枝干流入玫瑰,讓玫瑰花一夜之間在寒冷中怒放。夜鶯、玫瑰花、血,都象征了美好的愛情。這些故事里都有生命的分享和自我犧牲,都是非常高尚的道德情操。周作人不太喜歡王爾德的童話,但我很喜歡,王爾德的童話達到了一種很高的精神境界。孩子可能還不能完全理解王爾德童話的真諦,但是這些美麗的思想境界,對兒童們的精神成長——脫離小野蠻,走向小文明,是有非常大的提升作用的。

我之所以要這樣說,因為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我們兒童文學理論工作者都似乎非常希望兒童文學能夠還兒童的純潔本性,都覺得兒童文學里最好不要添加教訓的成分,要原汁原味地體現兒童本性,其實這是一個美好的烏托邦幻想。當年周作人出于批判封建傳統道德文化的戰斗需要,提倡過這種兒童文學的觀點,但周作人自身沒有創作實踐。因為我們不可能絕對地還原兒童的本然,我們是做不到的,與其做不到,我們還是應該通過童年記憶,把兒童生命特征中某些本質性的健康因素,用兒童文學的形象把它發揚出來。我認為這才是兒童文學創作和研究中應該提倡的。既然兒童文學只是盡可能地接近兒童本然的生命狀態,而不是完全等同于兒童本然的生命狀態,兒童文學就不可避免地含有非兒童性的部分。如果說,兒童性的部分更多地是從文學審美的功能上來呈現兒童文學,那么,非兒童性的部分,則要從知識傳播、成長教育等功能上來發揮兒童文學的特點,兒童性與非兒童性的完美結合,才是優秀的兒童文學的最高境界。

責任編輯:馬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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